第 5 章讲到 1565 年，仁蚌巴的家臣辛厦巴起兵，把主子推翻。那一年，卫藏换了主人，但换得并不彻底：辛厦巴拿到的是后藏，前藏的拉萨、山南还在帕竹的残余势力和各大寺院手里。真正把卫藏收拢到一处，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：1618 年，辛厦巴之子彭措南杰带兵进了拉萨。
这一章写的就是这中间和之后的七十七年。藏巴汗政权，从 1565 年辛厦巴取代仁蚌巴算起，到 1642 年日喀则城破、末代藏巴汗被俘，一共七十七年。
七十七年不算长，但这个政权做了一件影响很久的事：它把帕竹留下的那套制度接了过来，又加了一部自己的法典。这部法典后来被反复抄录、增补，一直影响到清代。它同时做了一件把自己送进死路的事：与噶玛噶举结盟，跟格鲁派死磕。这一场教派之争，最后引来了蒙古兵。
所以本章有一个绕不开的难处，得先跟读者交代清楚：藏巴汗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。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关于它的记载，绝大多数出自甘丹颇章一方的史家，五世达赖的《西藏王臣记》是最常被引的一部。这些书写成的时候，藏巴汗已经被灭十几年了。写书的人不必说谎，但他们会挑材料：哪些战役记得细，哪些政绩一句带过，哪些刑罚写入细节，都不是随机的。
这不是本书要替藏巴汗翻案。这个政权在 1618 年之后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传召法会，这一条是明明白白记着的，本书照写。但读者要知道：凡是关于藏巴汗"暴虐"的具体细节，多半只有一方的证词。本章遇到这类材料,会在注里点一句"这是谁写的"。
世界大势。 17 世纪前期，火器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主要战场上普及，荷兰、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海运贸易织成一张网，白银从美洲经马尼拉流进中国。同一时段，卫拉特蒙古各部因为牧场与准噶尔的压力，开始大规模移动。几十年后，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伏尔加河，和硕特部南下到青海。高原上的胜负，最后是由这股移动定下来的。
中原对应。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（1573—1644）。明朝此时在藏区的封授体系还在运转，阐化王、大宝法王这些名号照旧颁发，但朝廷已无力干预高原上的实力消长。1616 年后金建立，1644 年明亡。这一段时间，明朝对青海蒙古的动向有奏报，有议论，没有行动¹。
这一章的地理。 三个点加一条线。三个点：桑珠孜（今日喀则），藏巴汗的都城，宗堡立在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的山嘴上；拉萨，格鲁派的三个大寺所在地，也是传召法会的场地；青海湖周边，和硕特部南下的落脚处。一条线：从青海湖南下，经康区北部、理塘、巴塘，进入卫藏。固始汗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辛厦巴这个家族，本来是仁蚌巴的属臣，世居后藏²。仁蚌巴在 15 世纪后半叶是卫藏实际的掌权者，帕竹的第悉在他们手里如同傀儡（见 5.2）。辛厦巴替这样一户人家做事，做了两三代人。
要理解这一节，得先知道桑珠孜在哪儿。今天叫日喀则。城北有一座山，山嘴伸出来，正对着年楚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那一段。宗堡就建在这个山嘴上，不是建在平地上，是建在两条水的交汇处上方的一块台地。这个位置选得很实：往东，顺雅鲁藏布江下去是拉萨；往南，翻过喜马拉雅的山口是尼泊尔；往西，沿年楚河上溯是江孜、亚东，再过去是不丹；往北，是那曲的牧区。后藏的粮仓年楚河谷，就在宗堡脚下铺开。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谁就掐着后藏通往卫地的渡口，也掐着后藏通往喜马拉雅山口商道的起点。
转折点是一个职位。1548 年，辛厦巴·才旦多吉出任桑珠孜宗本³。仁蚌巴把这个位置给他，本意大概是让一个可靠的属臣去守后藏的门。十七年后，1565 年，才旦多吉从这道门里出兵，把仁蚌巴推翻了⁴。
这场倒戈的具体经过，史料记得不细。能确定的是它的结果：仁蚌巴的政权终结，辛厦巴家族掌了后藏。至于才旦多吉为什么在守了十七年之后才动手，是因为仁蚌巴对他起了疑心，还是因为他算准了仁蚌巴内部已经撑不住，各家记载语焉不详。这类事，动机通常不会留下文书。
这件事的形状，眼熟。一百年前，仁蚌巴自己就是这么起来的：以帕竹家臣的身份受封仁蚌宗宗本，世袭其职，然后坐大（见 5.2）。再往前，帕竹取代萨迦，路子也差不多。卫藏这一带的政治，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，反复地走同一条路：给一个能干的人一个宗、一份庄园、一支兵，然后等他或他的儿子动手。第 5 章那个推演框里的链条，这一回又走了一遍。
不过有一点不同，得指出来。仁蚌巴取代帕竹，走的是"家臣世袭宗本—联姻—操纵废立—名存实亡"这条路，中间隔了一百多年；辛厦巴取代仁蚌巴，只用了一代人、十七年。速度快了，是因为工具变了：仁蚌巴当年要靠着帕竹的名号办事，辛厦巴动手的时候，帕竹的名号已经不值钱了。名号一不值钱，中间那些过渡的步骤就全省了。
才旦多吉晚年出家，法名拉旺坚赞，政事交给子辈⁵。家族此后一直掌着后藏，对外仍称"第悉藏巴"。藏巴，就是后藏人。这个称谓值得记一笔：它先说自己是后藏的，然后才是统治者。这不是谦虚，是实际情形。这个政权的根一直在后藏，它后来打下的前藏，从未真正变成自己的。
真正把势力推出后藏的，是彭措南杰（1587—1621 年在位）⁶。他接手的局面是：后藏归自家，前藏归帕竹残余势力与各大寺院，而前藏力量最强的，是正在壮大的格鲁派。
前藏这个局面，得说得细一点，因为它是藏巴汗一生的难题。
帕竹的名义还在。阐化王的封号还在往朗氏的人头上戴，但戴上的人已经不管事了。前藏的实际秩序，是由几股力量拼起来的：拉萨的三大寺（甘丹、哲蚌、色拉），各有几千僧人，各有属寺，各有庄园；山南的帕竹旧贵族，各守着自己的谿卡；拉萨的商人与寺院管家，管着从康区来的茶、从阿里来的盐、从尼泊尔来的铜器；还有一批小一点的教派，各有各的施主。这些人平时互相牵制，谁也不服谁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都不愿意后藏的人来管他们。
1613 年，彭措南杰的兵向西，控制了阿里⁷。这一步的意思是把后藏的西面稳住。阿里是通往拉达克、也是通往西藏西部商道的口子。稳住了西面，他转身向东。
1618 年，彭措南杰在前藏动兵，击败了格鲁派与拉萨方面组织的联军，占领拉萨⁸。这一仗是本章的分界点：到这一年，卫藏大部已在藏巴汗手里，一个起于后藏的地方政权，成了统辖卫藏的政权。政权的起算年份，史家有不同取法，见注 8 与存疑清单，正文从通说。
公元 1618 年这个年份，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，会看出另一层意思。这一年，明朝的东北边境上，后金已经建立了两年（1616 年建元），明军在辽东节节败退；欧洲那边，三十年战争刚打起来，波希米亚的贵族把哈布斯堡的官员从窗户里扔了出去。卫藏的这场仗，在这些事面前很小。但它和那些事有一个共同点：旧的权威正在崩解，谁能填补，要靠兵。
1621 年，彭措南杰去世，儿子噶玛丹迥旺波继位⁹。这个人在位二十一年，最后一年是 1642。他继位时十五岁，接的是一个刚打下前藏、还没坐稳的摊子。
把它的形状画出来，是一个不太对称的样子。
都城在桑珠孜，治所是那座宗堡。直接辖区主要在后藏：年楚河流域、今日喀则一带，是它的根本。前藏（拉萨、山南）是它 1618 年以后拿到手的，但拿得并不牢：格鲁派的三大寺还在，僧人心里不服，帕竹的旧贵族散在各处，西边还有阿里的土王，北边有蒙古。所以它对前藏的控制，始终是军事占领加政治压制，压得住场面，压不住人心¹⁰。
它跟噶玛噶举的关系，比跟任何世俗势力的关系都紧。噶玛噶举的黑帽系、红帽系在 16—17 世纪是卫藏和康区最有势力的教派之一，与仁蚌巴早有联盟，辛厦巴家族延续了这个联盟。红帽系的喇嘛在藏巴汗政权里居宗教师地位，能参与政事¹¹。这种关系，和帕竹与格鲁派的关系是一个模式：世俗政权需要一个教派提供合法性，教派需要一个政权提供土地与属民。两边的需要互相咬合，就成了一种制度。
这里要说一句这个政权的名字。"第悉藏巴"是藏文的称法，sde srid 意为摄政、执政，gtsang pa 意为后藏人。明末的汉文史料里另有"藏巴汗"一说，"汗"是蒙古语式的头衔。同一个政权，藏文叫"第悉"，汉文叫"汗"，两套称谓背后是两套政治语言：一套是高原内部的执政传统，一套是蒙古势力进入之后带来的头衔体系。这个细节说明，到 17 世纪前期，卫藏的政权已经不能只在自己的一套语言里办事了。
要理解这个政权为什么短命，得先看清它脚下踩的是什么。它踩的是庄园，也就是谿卡。第 5 章讲过，帕竹的制度是宗管行政、庄园管经济，两套权力落在同一个人手里。藏巴汗把这套接了过来，宗本由藏巴汗任免，庄园照旧供养寺院与贵族¹²。制度没换，只是换了上头的人。这是它的稳处，也是它的险处：制度既然没换，那么让上一家倒台的那些毛病，也一样留着。
哪一些毛病？三个。第一，庄园的产出是固定的，谁多占一块，别人就少一块。所以政权每扩张一步，都要重新分配一次庄园，每次分配都得罪人。第二，宗本手里既有兵又有粮，坐久了就有本钱，第 5 章讲过的那条链条会重新启动。第三，也是这一章后面要展开的：庄园的分配牵连到寺院，寺院的背后是教派，教派的背后是蒙古。三个毛病里，第三个最要命。
藏巴汗政权留下的东西不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，是一部法典。
先说清一件事：一个政权为什么要编法典。第 5 章讲过降曲坚赞定十五条（见 5.1），那是因为他接手的是一片被万户和庄园撕碎的地方，各家各村各按各的习惯断案，谁家势大谁家的规矩算数。新政权要让人服，得有一部写下来的、各处都认的规矩。这个道理，辛厦巴和降曲坚赞面对的是同一个局面：仁蚌巴留下的后藏，各处庄园各有各的规矩，寺院有寺院的僧律，贵族有贵族的家法，牧区有牧区的部落习惯。
所以编法典这件事本身，是一个政权宣告"这一片地方从此按同一套规矩算"的动作。
这部法典后世称《十六法典》，相传是彭措南杰时期命人整理的¹³。它的框架承自帕竹时期的《十五法典》，到藏巴汗手里增补为十六条。条文的具体内容，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后世抄本与转述，年代、编纂人、条数在诸家记载里都有出入，本章不逐条引。
有一个细节，倒是清楚：这部法典没有随政权一起消失。1642 年以后，甘丹颇章接着用它，清代的法律文书里还能看到它的影子，后来几次修订都从这部法典起手。一个只活了七十七年的政权，它的法比它的国活得长。这在历史上不稀奇，但值得记一笔。
但有一条技术，值得单独说，因为它关系到这个政权怎么理解"人"。
藏巴汗法典处理杀人案，用的主要办法不是"杀人者死"，而是赔命价：杀人者出一笔财物，抵偿被杀者的性命¹⁴。
赔多少，不看案情轻重，先看死者是谁。法典把人按社会身份分成若干等：贵族、寺院上层、官吏、平民、下等人，各有各的价。同一个动作，也就是杀人，落在不同等级的人身上，赔偿数额相差极大。反过来，同样一笔钱，对于一个上等人是赔偿，对于一个下等人可能是倾家荡产也拿不出。
要说明的是这套办法的功能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它有它的道理。高原上的人群分散，一个庄园几十户人家，一个部落几百口人，官府离得远，管不到。两家死了人，如果只能以命偿命，血仇会一代代传下去，最后两个村子都剩不下人。用财物抵偿，事情有个了结，这是把私人暴力收进公共秩序的第一步。日耳曼人的部族法、北欧的偿命金、阿拉伯半岛的部落习惯，都有类似设计。这不是藏区独有的落后，是前近代社会普遍走过的阶段。
但它有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必须说明白：它把人的身份等级当作法律的第一事实。 一个人值多少钱，出生的时候就定了。这不是法典的疏漏，是它的基础。同一部法典里，盗窃的罚则按失物价值与窃者身份双向定，伤人的罚则按伤处与身份定。整套法律的刻度，量的都是身份。
后果是什么样的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一座庄园里，管事打了属民，属民去告，告的是"管事越了本分"，不是"打人不对"——因为在这个法律里，上级对下级用刑本身是允许的，问题只在于用过了头。反过来，属民打了管事，那不只是打人，是"以下犯上"，罪名另立，处罚另算。同样一个动作，法律先看的不是动作，是两个人各在什么位置。
这个前提，一直到 1959 年民主改革才被彻底废除。中间这三百年，卫藏的成文法换过几次版本，这一条基础没有动过。这句话不是修辞。1959 年以前，卫藏的属民在法律上不是"公民"，是"某庄园的属民"，他们的身份写在庄园的册子上，不在法典里。民主改革废除的是这个身份本身，而不只是某几条刑罚。
法典之外，藏巴汗没有另起炉灶。宗还是那些宗，宗本还是由上面任免，庄园还是那些庄园¹²。它做的是继承，不是重建。
继承到什么程度？可以点几样。宗谿的层级沿用帕竹的十三个宗，宗的治所还是那些宗山城堡，宗本的职权还是军政兼管。庄园的登记沿用旧册，属民的归属按册子走，不按人走：一个人换了主人，册子上改一笔，人还是那个人，身份没变。寺院的领地和属民，凡仁蚌巴时期定下的，藏巴汗一律承认。这三样加起来，就是整个制度的骨架：人、地、册。
一个新政权做到这个地步，通常是聪明的。改朝换代而制度不动，税照收，差照派，属民照旧种地，换了旗号不换日子。但这份聪明有代价，代价在上一节末段说过：制度没换，毛病也没换。
这一点值得记一笔，因为它说明一件事：帕竹留下的那套结构，在换了两茬主人之后还站得住。第 5 章说帕竹的制度"前半段成功，后半段失灵"——失灵的是掌权的那一家人，不是制度本身。制度被辛厦巴接过去，又用了七十七年，再被甘丹颇章接过去，又用了三百年。真正撑住这套结构的，是庄园与属民，不是哪一家的血统。
顺带说一句：这种"制度比王朝寿命长"的事，在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。秦的郡县制用了两千年，隋的科举用了一千三百年，元朝的行省制用到现在。藏区的宗谿与庄园制度，也是这一类。看历史的时候，王朝更替最热闹，制度延续最要紧。
藏巴汗政权做过一件把自己送进死路的事，得单独说。
1618 年占领拉萨之后，它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传召法会¹⁵。传召法会是 1409 年由宗喀巴创办、阐化王札巴坚赞做施主的（见 5.4），到 17 世纪已经是格鲁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会，也是它在拉萨显示规模与声望的场合。禁掉它，等于当众掐住格鲁派的喉咙。
要理解这一条禁令的厉害之处，得知道传召法会对格鲁派意味着什么。这不只是一场法会。法会期间，拉萨聚集上万僧人，各寺的堪布、各属寺的管家都到场，施主发供养，商人摆摊，各方的消息在这一次聚会上交换。它是格鲁派的年度大典，也是它向全藏展示规模的机会。禁掉它，等于把这些功能一次掐断。不只是宗教仪式没了，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没了，是分布在各处的属寺失去了联络的场合。
这一条禁令的持续时间与执行范围，各家的说法不完全一致，有的记载还提到强迫部分寺院改宗，但名单与数量都无从查实，本章不列数字。可以确定的是：这是一个少数派政权对多数派教团采取的压制措施，而它压制的这个教团，在卫藏有三大寺、成千僧人、遍布各地的属寺与庄园。
一个只掌握后藏、靠军事占领维持前藏的政权，去长期压制一个遍布全藏的教团，这件事怎么算都不划算。它需要的是让格鲁派服从，结果是把格鲁派逼到了必须向外找靠山的地步。
这句话要说得更实一点。压制的手段通常有两种：一种是打散，把对方的组织拆掉，人分到各处，从此聚不起来；一种是收买，把对方的头面人物拉到自己一边，让他们替自己管人。第一种需要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时间，藏巴汗没有；第二种需要给对方实际的好处，藏巴汗也没有：庄园就那么多，给了格鲁派就等于从噶玛噶举手里拿。两条路都走不通，剩下的只有"禁"，而"禁"是最不彻底的一种：它压住了场面，压不住人心，而且给对方留下了一个明确的、可对外宣传的理由。
固始汗后来进兵卫藏，用的名义就是护持格鲁派。这个名义之所以有效，一半是藏巴汗自己给的。
噶玛噶举是藏传佛教诸派里最早搞转世的一支（见 5.4）。黑帽系、红帽系两支并行，黑帽系在 1407 年拿到明朝的大宝法王封号，是明代藏区最高的僧封之一。
它在 17 世纪的势力，不只是宗教上的。噶玛噶举的寺院遍布康区，从昌都往南到云南的丽江，往东到打箭炉，一路都有它的属寺。丽江的木氏土司就奉噶玛噶举，这条线从 16 世纪末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（见 5.5）。所以噶玛噶举手里有两样东西：卫藏与康区的寺院网络，以及一条从云南通往卫藏的商道。这两样东西，正好是藏巴汗缺的。
到 17 世纪，噶玛噶举与后藏的世俗政权已经结成了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：仁蚌巴时期结成，辛厦巴接过来，一直延续¹¹。红帽系的喇嘛在藏巴汗政权里居宗教师之位，可以参与政事。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利——教派得到庄园、属民与政治庇护，政权得到宗教权威的背书。
这种关系在制度上叫什么？藏语里有"却吉"（chos rje，法主）、"贡玛"（gong ma，上师）这类称谓，指的就是这种世俗君主与宗教师的关系。它跟欧洲中世纪的"国王与主教"不完全一样：欧洲的主教要由教皇任命，藏区的宗教师由政权聘用；但两边都面对同一个问题：宗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武力怎么分工，谁给谁加冕。这个问题，在第 7 章讲达赖与汗王的关系时会再出现一次，而且更麻烦。
但这份合作有一个代价：噶玛噶举的命运从此与藏巴汗绑在一起。政权倒，教派也跟着倒。1642 年以后噶玛噶举的处境，第 7 章会写到。
这里要说一个本章的分寸问题。噶玛噶举与藏巴汗的联盟，在甘丹颇章的史家笔下往往被写成"助纣为虐"。这个评价，本书不采。噶玛噶举是当时卫藏和康区最有组织的教派之一，它选择与后藏的政权合作，是它自己的政治判断，也符合它所处的位置：它的庄园有一大半在后藏，它的施主里有仁蚌巴的人，它没有理由不支持后藏的主人。一个教派的选择，与一个人的选择一样，多半是被自己的处境推着走的。
格鲁派在 17 世纪初的处境，与上一章讲的不同了。
帕竹还在的时候，格鲁派有阐化王做靠山（见 5.4、5.5）。帕竹衰落之后，这个靠山没了。1618 年之后，拉萨在藏巴汗手里，传召法会被禁，格鲁派的三大寺虽然还在，但处在被压制的地位¹⁵。
三大寺此时的规模，是它难以被轻易摧毁的原因。甘丹、哲蚌、色拉三寺，各有僧人数千，各有一批属寺，各有庄园与牧场。哲蚌寺在 17 世纪初是卫藏最大的寺院，寺里的僧人来自全藏各处，有后藏的、有康区的、有安多的。这些僧人每年往家里写信、往家里带口信，寺院的消息就跟着传出去了。一个教团有这样的网络，压得住它的墙，压不住它的路。
格鲁派于是转向北面。
这一步的起点比很多人以为的要早。1616 年，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拉萨去世。这位四世达赖是蒙古土默特部的后裔——三世达赖索南嘉措 1578 年在青海与土默特部俺答汗会面，俺答汗赠他"达赖喇嘛"称号，索南嘉措 1588 年去世后，转世灵童被认定在俺答汗的家族里，这就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¹⁶。一个蒙古王公之子做了格鲁派的领袖，这件事本身就把格鲁派与蒙古各部连在了一起。
这条线值得说清，因为它是整章最关键的一根线。1578 年，索南嘉措到青海，与俺答汗在仰华寺会面。俺答汗是当时蒙古最强大的首领，他需要一个宗教权威来巩固自己对各部的号召，索南嘉措需要一个新的施主。格鲁派在卫藏受帕竹庇护，而帕竹已经不行了。两人互赠称号，俺答汗赠"达赖喇嘛"，索南嘉措赠俺答汗"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"。这一次会面之后，格鲁派向北的门就开了。
1588 年索南嘉措去世，转世灵童被认定为俺答汗的曾孙。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安排：格鲁派的领袖转世到了一个蒙古王族里。这件事在当时被解释为"法缘"，实际上也是一桩政治契约：从此格鲁派的领袖身上流着蒙古的血，蒙古各部要护持格鲁派，就不只是"施主"的情分，而是"自家人"的责任。
1622 年，五世达赖被迎入哲蚌寺¹⁶。他当时六岁。这个孩子在哲蚌寺坐床的那一年，青海的局势正在变。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变化将在二十年后决定卫藏的归属。
1630 年代，事情变得明白。
藏巴汗这一边，与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联络，形成对格鲁派的南北夹击之势¹⁷。这个布局在地图上很好懂：南边是后藏，北边是青海，中间夹着前藏和康区北部。格鲁派被夹在当中，往南是喜马拉雅，往西是阿里，只有往东和往北还有路。
格鲁派这一边，由索南群培等第巴出面，联络和硕特部的固始汗¹⁸。索南群培这个人，是这一段历史里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色。他不是达赖，不是汗王，名义上只是第巴，管事务的人。但正是在他手里，格鲁派完成了从"找靠山"到"定盟约"的转折。五世达赖当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，宗教上的权威在他身上，政治上的操作在索南群培手里。这种分工，后来成了甘丹颇章政权的常态。
两边都在向外借兵，两边借来的都是蒙古人。这一点值得停一下：卫藏的教派之争，最后各自去找的救兵，都是同一批人：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各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到 17 世纪，环高原的武装力量，除了明朝（已经顾不上）、新疆的蒙兀儿（已经衰了），就只剩蒙古各部。高原内部没有一支力量能压倒其他所有力量，所以谁要赢，都得向外借。
这一节的道理，说到底很简单：卫藏内部的各方，藏巴汗、格鲁派、帕竹残余、噶玛噶举，谁也吃不掉谁。打了几十年，局面还是一个僵局。僵局里唯一能打破平衡的，是外面的力量。而外面恰好有一股力量正在移动。
教派之争在这里变成了什么？表面上是教义与戒律的争执，是"谁的法统正"，实际上争的是寺院领有的庄园、属民、商道关卡与朝贡名分。谁掌权，谁分配¹⁹。这层意思，本书不用"宗教只是幌子"这种话去讲，因为那样讲就把 17 世纪的人看扁了。当时的人确实真诚地相信教法的胜负关系到众生的利益；同时他们也确实清楚地知道，一座寺院有多少庄园、多少属民、几处牧场。这两件事在同一批人身上并存，不矛盾。
还有一层，不能漏。这两派在教义上确有分歧，但分歧不在"谁是正统"这种抽象问题上。噶玛噶举重视实修与传承，格鲁派重视戒律与学经次第；两家在密法的某些具体修法上看法不同，在戒律的宽严上标准不同。这些分歧是真的，不是编出来的。但把一场牵动全藏的战争解释成教义之争，就像把两个村子争水渠解释成两个家族脾气不合。分歧是真的，打架的原因不是分歧。
和硕特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，原本游牧在天山北麓、额尔齐斯河一带²⁰。17 世纪 30 年代初，卫拉特内部的力量对比变了：准噶尔部在巴图尔珲台吉手里强起来，牧场紧张，各部的活动余地都被挤压。和硕特部的首领图鲁拜琥（后来称固始汗）带着部众向东南移动²¹。
固始汗这个人，出场时已经五十岁左右。他的本名图鲁拜琥，出身和硕特部首领世家。据蒙古方面的记载，他年轻时以勇力闻名，在卫拉特各部里有很高的声望，各部会盟时常由他出面调停。这一点要紧：他不是一支败退的残部首领，而是一个在卫拉特内部有资望的人。他带部南迁，带的不只是自己的属民，还有一批愿意跟他走的部众与其他部落的人。
这件事要放在一张更大的图上才看得清：同一时期，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到了伏尔加河下游，和硕特部向南迁到了青海。整个卫拉特蒙古都在移动，方向不同，原因是同一个：牧场不够了，内部挤压。土尔扈特走了几千里，走了几年，走到了里海北岸；和硕特走的方向是东南，落脚地是青海湖周边。这两次迁徙，在当时的欧洲与中原都没什么人注意，却决定了此后三百年的内亚格局。
1636 年，固始汗的兵进入青海，击败了盘踞这里的喀尔喀部却图汗，控制了青海地区²²。这一仗打完，青海湖周边的牧场换了主人。和硕特部就在这里落下来。此后三百年，青海蒙古各部与清朝、与安多寺院的关系，都从这一步说起。
青海湖周边的条件，值得说一句。这一带海拔三千二百米左右，比卫藏低，比安多农区高，是典型的高原牧场：湖的四周是草滩，草滩外面是山，山外面还是草滩，一直铺到柴达木。对一支以畜牧为生、又需要一条通路的部族来说，这里两头都占：往东，过湟水谷地是西宁、兰州，通中原；往西，过柴达木是新疆；往南，过黄河源头是康区与卫藏。固始汗落在这里，不只是找了个牧场，是占了内亚东部的一个十字路口。
固始汗进青海之后，没有马上进卫藏。他先向东。
这个选择背后有讲究。进卫藏，要翻过巴颜喀拉山、渡过金沙江，路远、耗粮、而且直面藏巴汗的兵；进康区，是沿着已经有的商道走，一路有寺院、有村落、有粮，而且能顺手把格鲁派的包围圈拆掉一个角。
康区北部此时有一个白利土司，首领名顿月多吉。这个土司据着康区北部一片地方，崇奉苯教，压制境内的佛教寺院；他与藏巴汗、与青海的却图汗都结了盟，三面合起来，是格鲁派最危险的包围圈²³。
白利这个名称的来历，现在不容易说清。有的说法认为与元代的白利部有关，有的认为是一个地方性的家族名号，各家考订不一。能确定的是它在康区北部的地位：这一带是金沙江上游的河谷，农业与牧业交界，往东是打箭炉，往西是昌都，往北是青海，商道从这里过，谁占着这里，谁就收得到过路的税。
1638 年，固始汗到拉萨，与五世达赖、索南群培会面，接受了"丹增曲杰"的称号²⁴。这次会面的具体内容，史料记得简略，但意思清楚：格鲁派与和硕特部把彼此的立场说定了。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：这次会面是固始汗主动到拉萨去的。一个刚在青海落脚的汗王，亲自跑到卫藏去见一个二十岁的喇嘛，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表态。
1639 年，固始汗出兵康区。1640 年，顿月多吉被擒，白利土司的势力被清除²⁵。
这一仗在本书的结构里有一个位置：第 5 章讲到，康区东部自 1407 年起是明正土司的地盘，康区南部在 1577—1639 年间被丽江木氏占着（见 5.5）。固始汗 1639 年进康区，把木氏的势力赶了出去，也把白利土司清掉了。康区的权力地图，就是在这一两年里重画的。此后康区的政教格局，第 7 章接着讲。
白利土司这一支，值得多写一句。这个土司崇奉苯教，苯教在康区北部有很深的根基。白利覆灭之后，这一带的苯教寺院并没有全灭，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。一个土司的军事失败，不等于一种信仰的消失。这一点在本书后面几章会反复出现。
还有一层，得说清：消灭白利土司这件事，在甘丹颇章一方的记载里，被写成"护法的胜利"——一个崇奉苯教、压制佛教的土司被清除，是教法的胜利。这个叙述我们照录，但要提醒读者：固始汗进康区，还有很实在的一面：白利土司占的那条商道。康区北部的税，从元代起就是一笔大收入，谁占着谁收。护法与商道，两件事在同一场仗里办完了。
固始汗在青海落脚的这几十年，安多东部有一座寺院正在成形，它后来成了整个安多格鲁派的中心。
塔尔寺在今天的湟中。它的起点是一座塔：1379 年，宗喀巴的母亲在这座塔的位置上建了莲聚塔，传说这里是宗喀巴的诞生地²⁶。1560 年，仁钦宗哲坚赞在塔侧建了静房；1612 年，显宗学院建成，寺院的教育体制才算成形²⁶。
一座寺院从一个塔变成一个学院，用了两百三十三年。这个节奏，是藏区寺院生长的常态：先有圣迹，再有静房，再有学院，再有属寺与庄园，最后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与教育中心。塔尔寺在 1612 年走到第三步，此后两百年才走完后两步。
要理解这一步为什么重要，得知道"学院"意味着什么。静房是修行的地方，一个人或几个人在那里闭关、诵经；学院是有学制的：有课程，有学期，有考试，有学位（格西），有可以让几百个僧人一起辩经的庭院。有了学院，寺院就不再只是一个供奉圣物的场所，而成了一个培养僧才的地方。培养出来的僧人，会被派往各地的小寺去当堪布、当管家。一张由人组成的网，就这样从一座寺院铺出去。
安多东部在 17 世纪前期，政治上还是明朝的卫所与土官体系（见 5.5）。明朝在西宁、河州、洮州、岷州设卫，土官世袭，管着各自的部落。青海蒙古各部进入之后，这一带的力量结构变了：卫所的军事意义淡了，土司与寺院的地盘反而稳了。这个转弯，到清代才走完。
有一个细节，能说明这一带当时的实况。这一带是汉、藏、蒙古、回几族人混居的地带：湟水谷地种地的是汉人农户与藏人农户，山上是藏族部落，西宁城里有做生意的回商，草场上放牧的是蒙古与藏族的牧人。一个寺院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它的施主不会只有一族。塔尔寺后来的施主里，有蒙古王公，有藏族土司，有汉地的商人，也有青海的办事大臣。这一点，第 7 章讲安多寺院网络的时候会再展开。
1641 年，固始汗的兵从康区转向西北，进入卫藏，包围了桑珠孜²⁷。
这一年的行军路线，大致是从康区北部往西，过昌都、洛隆，沿念青唐古拉南麓进到年楚河谷，然后沿河而下到桑珠孜城下。这条路，几百年来就是川藏、青藏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。
围城打了一年。1642 年，桑珠孜城破。噶玛丹迥旺波被俘。据甘丹颇章一方的记载，他被处死——具体如何处置，只有胜方的说法，本章照录并标明来源²⁸。
围城一年这件事，值得算一算时间与粮草。桑珠孜的宗堡建在山嘴上，三面是崖，一面是坡，硬攻的代价很大。围一年，是拼粮：城里存的粮吃完了，城就开了。这个打法要求围的一方有足够的粮道：固始汗的粮从康区来，从青海来，一路都有寺院与村落供给。这反过来印证了前一节的意思：先拿下康区，再打卫藏，是一步必要的前手棋。
七十七年，到此结束。
城破之后的事，进行得很快：甘丹颇章政权建立，五世达赖为政教领袖，索南群培任第巴²⁹。卫藏的主人换成了格鲁派与和硕特部的联盟。这个联盟维持了多久、怎么运转、最后怎么变成了清朝的驻藏大臣制度，是第 7 章的事。
有一件事要在这里交代，因为它决定了第 7 章的调子：藏巴汗一方的势力并没有在 1642 年一次清干净。噶玛噶举的寺院还在康区，还在云南，还在不丹与锡金；红帽系的活佛还在；后藏的一些贵族还留着庄园。甘丹颇章接手的不是一块空地，是一个刚刚停火的地方。此后几十年，卫藏的稳定，一半靠格鲁派的宗教权威，一半靠和硕特部的兵。这两条腿，一条比一条难站。
这一章的两个主角，一个是刀兵，一个是经卷。
刀兵这一边，藏巴汗有兵、有城、有法，也有一个教派的全力支持。它在卫藏内部打了三十年，没有输。它输在 1642 年，输给了一支从青海湖南下、走了六年才走到日喀则的军队。
经卷这一边，格鲁派在 1618 年之后被禁了传召法会，被压了二十多年。它没有自己的兵。它做的事只有一件：找一个能打的靠山，并且让这个靠山相信，帮它就是帮教法。这件事做成了。
第 7 章要写的，是这份胜利怎么兑现。和硕特部的兵不会白来。固始汗封了"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"，五世达赖封了"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"。两个封号出自同一个皇帝、同一年，一个给汗，一个给喇嘛。这个安排里含着此后两百年的全部麻烦：汗王与喇嘛谁大？汗王的后代不争气了怎么办？远在北京的皇帝怎么管这边的事？
藏巴汗的法典被收了起来，甘丹颇章接着用。庄园还是那些庄园，属民还是那些属民，宗还是那些宗。换的只是上头那一双手。
1. 政权起点：1565（辛厦巴取代仁蚌巴，通说）与 1618（占拉萨）两说。按 R1，正文取通说 1565，异说下沉注 8 与本条；若作者改取 1618 说，须同步改正文 6.1、注 4、8 与章首导读首段。
2. 《十六法典》的编纂年代、编纂人与条文数：诸家记载有出入，正文只写"存在一部法典、框架承自《十五法典》"，细节不下沉。定稿前以《西藏通史·明代卷》与恰白·次旦平措等《西藏通史·松石宝串》中译本对勘。
3. 藏巴汗处死丹迥旺波的细节：仅见甘丹颇章一方记载，注中已标明。若有噶玛噶举一方材料，须补。
4. 固始汗入青海年份：1636 与 1637 两说，注中交代，正文用"1636 年（一说 1637）"。
5. 1618 年战事经过：正文取梗概，具体战役过程与参战方名单待核，未写入。
6. 藏巴汗时期强迫改宗寺院的名单与数量：各说不一，正文不列数字，只写"有的记载还提到强迫部分寺院改宗"。
7. 白利土司的族属与辖地范围：正文用"康区北部的白利土司"，不细列。
8. 红帽系喇嘛参与政事的具体制度形态：正文用"居宗教师地位，能参与政事"，未写具体的职衔与权限。
9. 辛厦巴·才旦多吉出家的年份与法名转写：法名 Lha dbang rgyal mtshan 的通行汉译待核。
本章注释沿用全书体例：实＝有依据支持的事实；疑＝两说并陈、尚无定论；测＝推断。本章史实取自《藏史专著-第6章可用事实清单-v1》，来源已于 2026-10-27/28 对照公开网络来源逐条登记；正式引文著录将于定稿时按 GB/T 7714-2015 完成，通说条目的原始文献页码由作者定稿前补核。
体例沿用第 4、5 章：三态符号（实/疑/测）与判定在此区标注，正文只留数字上标；每条尾注清单编号，页码定稿前补核。